本報足球評論員嚴益唯
中國足協一口氣公布了15個承辦2021年世俱杯和2023年亞洲杯的城市名單。鑒于改制后的世俱杯是國際足聯重構世界足球利益版圖的產物,以及中國期望進入世界足球核心勢力范圍的愿望如此強烈,僅僅從足球范疇,已經不足以厘清這些城市脫穎而出的背后邏輯。
我們必須從更宏大的背景中,去尋找這些城市入選的理由。這不僅關乎中國足球的未來的發展趨勢,更是鳥瞰中國城市發展脈絡的一個契機。
改制后的世俱杯有多么不同尋常,只要看看獎金與對標賽事的比較就可以感受了。有中國媒體報道,2021年世俱杯每支參賽隊伍,保底獎金為2000萬美金,冠軍獎金為1.2億美金,有人估計總獎金在9億美元左右;上賽季歐冠冠軍利物浦的獎金為1.11億歐元;2018年世界杯獎金總額為7.91億美元。
這個數據聽起來難以置信,目前還無法確認。但可以肯定的是,國際足聯要用重金打造世俱杯決心很大。錢從哪里來?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坦言,國際足聯會從中國得到財務方面幫助。
在中國看來,國際足聯改制世俱杯是進入新的世界足球版圖,增加其國際影響力的一次難得的機會。
聯合會杯的取消,改制后的世俱杯其實還擁有世界杯測試賽的這一重要功能。對于2030年的世界杯的舉辦國,國際足聯并沒有明確將亞洲國家拒之門外,中國有可能通過世俱杯的舉辦,為未來申辦2030年世界杯鋪平道路。
改制后的首屆世俱杯,是國際足聯聯手中國這位金主,試圖重構國際足球的利益版圖的產物。中國也必定會抓住機會,從國家戰略的層面,布局這15個城市。
15個城市,根據承辦世俱杯或承辦亞洲杯分為兩類。根據前述,世俱杯的吸引力無疑更強,對于中國增加在影響力的幫助也更為直接。正因為如此,從八個承辦世俱杯的城市,我們看到了濃濃的國家意志:竟然匯集了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四大國家戰略為這些城市背書。
八個城市,可以分為四組:上海與杭州,天津與濟南,廣州與武漢,大連與沈陽。這四對城市的組合,絕非巧合。
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長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這是最新的一項國家戰略規劃。此時,正是世俱杯申辦的關鍵時刻。
這一國家戰略規劃范圍包括了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規劃開篇就賦予上海特殊的龍頭地位:“提升上海服務功能。面向全球、面向未來,提升上海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
舉辦世俱杯無疑完全符合國家戰略所賦予的上海獨特的城市地位。上海也是國際足聯非常看重的國際大都市城市。因凡蒂諾就是選擇上海的陸家嘴宣布了2021年世俱杯落地中國的消息。正是因為上海地位特殊,我們判斷,原先設計可以容納將近六萬人的上海體育場一旦改造完成,極可能成為世俱杯的決賽場地。上海還是三個同時獲得兩項賽事承辦權的城市之一,上海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周邊城市的在這場競爭中的結果。
選擇杭州與上海配對,而非同處長三角,更具足球傳統的南京似乎有些意外。同時,蘇州成為亞洲杯的承辦城市,南京落選更是讓人難以理解。
但是,我們從長三角一體化的國家戰略中可以很好解釋這樣選擇的意義。該規劃稱:“加快復制推廣示范區一體化發展制度經驗,按照中心區、全域、全國推廣層次”,“提升上海虹橋商務區服務功能,引領江蘇蘇州、浙江嘉興一體化發展”。簡而言之,整個長三角整體發展規劃,是從上海向外鋪開,最后在全國推廣的輻射過程。蘇州和杭州相對南京,更加靠近上海,處于更優先發展的層次。
而且,蘇州是江蘇省的GDP冠軍,杭州東站則是除了上海虹橋外華東客流量最大的高鐵站,無論是經濟繁榮度還是城市的活力,這兩座城市都與大型的足球賽事更加契合。杭州相比南京還有兩大優勢:2022年亞運會主辦城市,世俱杯主要贊助商阿里巴巴總部所在地。
如果從傳統歷史文化的維度分析,南京是明清時期江南省的行政中心。幾百年來,南京與安徽、江西聯系非常緊密。有些江蘇人心里還有個觀念就是,南京是江蘇和安徽的南京,蘇州是江蘇的蘇州。蘇州,而不是南京作為江蘇的城市來參與這場世界級的足球盛宴,也符合優先發展蘇南的江蘇模式的傳統。
正在全力備戰2022年冬奧會的北京放棄世俱杯的申辦,給了天津一個機會。實際上,天津也擁有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國家戰略的背書。濟南與天津配對,除了兩地非常近之外,山東的足球底蘊,也讓濟南得分。
廣州和武漢分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發展這兩項國家戰略規劃中的重點城市。雖然兩地之間的高鐵距離超過四個多小時,地理位置稍微遠了點。但是,長期以來兩地的聯系非常緊密。
建國初期,中共中央中南局在漢口設立,廣州也劃入其中。如今,兩地的交往也非常多。另外,廣州恒大是最有可能獲得2021年世俱杯參賽機會的中國俱樂部,這也給廣州入選加分。武漢作為中部城市,影響力輻射周邊的身份,它與廣州配對也算是強強聯手。
在大連發家的萬達集團作為國際足聯的重要贊助商,必然會給大連提供更多的機會向國際足聯推銷自己。大連和沈陽的配對,也符合球迷的預期。2017-2019賽季,現役中超球員中遼寧籍的球員為86人,是所有省市最多的。其次是山東、上海和廣東,正好覆蓋了四對世俱杯承辦城市。顯然,作為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傳統也給這些城市的申辦助了一臂之力。
這些城市的入選,既是國家的需要,也是各申辦城市的經濟、文化等因素博弈的結果。
國際足聯需要這些有錢有人流有活力的城市來構建未來的世界足球的板塊,中國也需要通過這些城市展現實力,增加在國際足球版圖中的影響力,而這些城市正好可以滿足這一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