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一個“精英永居-封閉主義-自產自銷-另立中央”的幽靈，在歐洲大陸游蕩著。

事實上，關于成立“歐超”這件事，皇馬和巴薩曾經成功過，在整整二十年前。

世紀之交，出于對自身地位和電視轉播收益分配的不滿，歐洲大陸最重要、最頂尖的9家籃球俱樂部不但決定另起爐灶，還通過FIBA在法律程序上的漏洞“搶”下了“歐洲聯賽”（EuroLeague）這個稱號，最終倒逼國際籃聯在與“叛變者”分庭抗禮了短短一個賽季之后，就不得不選擇接受合并，形成了如今大家所謂“籃球歐冠”的歐洲籃球聯賽。

在這樣一個民間自發組成的歐洲籃球最高賽事中，有11個長期授權名額。從某種意義上，它們象征著歐洲最強大、最重要、最悠久的籃球勢力。同時，這11家俱樂部也是歐洲籃球聯賽的股東執行董事會成員，享有對賽事的集體最高決策權。

而其中的兩家，叫做皇家馬德里、巴塞羅那。

就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誓死不退歐超、與歐足聯叫板到底的三家球會中的兩家。

陽光底下，哪有什么新鮮事兒呢？

價值的邏輯

在二十年前，這樣的操作確實是新鮮的。籃球歐冠（及其背后的私營經濟實體：歐洲籃球聯賽商業資產有限責任公司）的成立，以及國際籃聯最終的妥協，堪稱對傳統歐洲體育經營模式的重大突破。

國際籃聯-籃球歐冠這樣的國家-俱樂部二元分立結構，不但明晰了FIBA的權責邊界，同時使俱樂部們獲得了極大的經營自主權。也正是在籃球歐冠成立后，歐洲籃球蓬勃發展，競技水平和商業價值不斷躍升，成為了籃球項目上歐洲追趕美國的一張王牌。

一言以蔽之，沒有中間商賺差價，干好都是自己的。

在展開接下來的敘述前，我們有必要先來探討一個問題：職業體育賽事的核心價值，究竟出自哪里？顯然，如果將觀賞型的職業體育看作視聽娛樂產業的一個分支，那么，它的核心價值與影視音樂、歌舞技藝等項目在本質是一致的：優秀的表演質量。進一步的，優秀的表演質量通常意味著最強的人才搭配。

那么在體育競演中，如何判定某一項賽事是擁有最強人才陣容和最優競技內容的最高價值賽事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以足球為例，我們的社會如今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育賽事管理和組織體系，在某一個范圍內由一個專門的管理機構負責，它會設置完善的規則、制定框架化的體系，通過系統的選拔機制將該范圍內最好的隊伍匯聚在一起，并且加之以自己的權威性背書。那么顯而易見，這樣的比賽應該就是這個區域內具有最高價值的體育賽事，比如世界杯和歐冠。

或者簡單來說，權威的官方管理機構，以自己多年以來形成的聲望和專業度進行授權，得到認可的賽事，就是“公認”的最高價值賽事。

邏輯很圓滿，對嗎？

但是，這個邏輯，其實從根上就是可以被挑戰、甚至被推翻的。

即，這個所謂的“授權認可”，真的重要嗎？

其實，如果我們回溯職業體育發展的百年歷史，尤其是從一戰時期開始的現代化，不難看出，職業體育的生長邏輯實際是自下而上的。具體來講，體育項目的普及、體育人才的涌現、體育市場的繁榮，自發式地推動了體育賽事整體水平的提高，進而才催生出了專業的管理組織機構。

換句話說，是因為賽事參與者的承認，才有了官方機構的權威性；而并不是因為官方機構的權威性，才有了對賽事參與者的認可。

不妨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某一天，某個體育項目全世界最強的選手們跑到某個地方進行沒有任何官方機構承認的比賽，而他們脫離的組織只能從余下的三流選手中組織比賽，你覺得，哪個的關注度和商業價值會更高一些呢？

事實上，這樣的極端假設已經有了現實版的例證：ICC國際冠軍杯。這個由美國體育經紀公司一手打造、沒有任何“傳統”競技價值的純商業賽事，在以中美主要城市為核心的重點新興市場卻取得了遠超預期的商業回報。

創辦第二年，ICC在美國安娜堡舉辦的曼聯vs利物浦的“雙紅會”就單場收獲了10萬+的現場觀眾。要知道，即使在密歇根州內，安娜堡的城市規模也只排在第六，主城區人口甚至只有剛過11萬。

2019年，國際冠軍杯更是全面開花，不僅實現了中國場均7萬+、新加坡場均5萬+的到場人數，屢創新高；更在社交媒體和賽事轉播方面完成跨越，社媒互動和視頻瀏覽人數暴漲200%，ESPN的轉播數據也翻了一倍有余（127%）。

這些數字無疑會給以弗洛倫蒂諾為代表的豪強掌門巨大的感官刺激，如果這些純粹玩票的比賽都能帶來如此高額的商業回報，那為什么不把這些比賽正規化、本土化、自營化，去做更大的蛋糕呢？

（新冠肆虐之下，大家都缺錢）

當然，需要看到的是，除了商業價值，體育還有其難以替代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而這也是體育能夠不同于其它娛樂產業、在全球化視角中獲取最大范圍情感共鳴的內核。說得通俗一點，有些事情，不是能用錢多錢少來衡量的。

只不過，在新冠疫情如此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當下，錢的份量也正在變得愈發緊要。當歐洲傳統的體育商業模式已經明顯觸到了天花板，越來越多的體育項目都開始積極尋求新的出路。

此時，權威機構的管轄在他們看來就與“攔路搶劫”的中間商無異了。這也導致了哪怕困難重重阻力巨大，依然不斷有人前赴后繼地挑戰既有的框架、試圖另起爐灶，自己說了算。

這其中的里程碑，就是ISL國際游泳聯賽（International Swimming League）。

兒子的興趣

2007年，一位冶金行業的大佬發現自己在參加兒子的青少年游泳比賽時無聊到想要自殺。他不差錢，一向都支持兒子的興趣愛好。可是如果游泳比賽讓觀眾感到這般乏味，那對于兒子的體育前途實在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他心里種下了一個種子，他要讓游泳變得好看起來。

但這位巨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契機。幾年之后，他去美國加州參加已經上大學的兒子的游泳比賽，在和其它家長的閑聊中，他才意識到，原來在游泳上天賦異稟的年輕人常常會因為該項目慘淡的經濟前景而草草退役。

他找到切入點了。

其實直到2017年，烏克蘭億萬富豪康斯坦丁·格里戈里辛（Konstantin Grigorishin）在聊起他腦海中構想的職業游泳賽事的時候，還只是向媒體輕描淡寫：“我就把這當成個慈善，我兒子特別喜歡游泳，僅此而已。”

而到了2019年，當包括美國自由泳名將凱萊布·德萊塞（Caeleb Dressel）在內的近300名奧運級選手齊聚首屆ISL的時候，所有人真切地意識到，“這玩意兒，會是一場大革命。”

ISL的思路簡單到有些粗暴，最高的預算和獎金、最好的泳人、最優質的比賽、最華麗的包裝，然后坐等頂尖運動員游出精彩激烈、可以與奧運會等量齊觀的比賽。

取得成功的道路其實不必多么復雜，一個簡單而行之有效的思路，以及一個足夠深的錢袋子就夠了。而格里戈里辛恰好兩者兼備。精英選手蜂擁而至，甚至會主動動用各自在游泳界的人脈希望加塞進入。而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曾經一言九鼎的國際泳聯FINA，是如此得“徒有其表、不堪一擊”，一旦丟失掉手下的頂尖選手，他們只是個空殼子。

和如今的歐足聯一樣，國際泳聯的反制接踵而來。面對ISL主動示好的談判請求，國際泳聯甚至貪得無厭地開出了“要求賽事所有權、冠名權，以及5000萬美元授權費”的無理條件，這直接導致了雙方徹底翻臉。FINA一度試圖威脅要將所有ISL的參賽者執行禁賽。

（傳統的體育最高管理機構是變革中最大的阻力）

于是，就有了那次著名的游泳運動員聯合ISL集體指控國際泳聯的反壟斷訴訟。而國際泳聯最終被判定確實存在壟斷行為的敗訴，本可以給這次足球歐超帶來一些啟示。

在歐超“兩日維新”失敗之時，很多媒體人就評論：以皇馬尤文為首的“起義”在整個媒體公關環節犯下了致命的錯誤，他們沒能將大小俱樂部聯合在一起，把歐足聯樹立成盤剝劫掠的反派角色；反而被歐足聯搶占了先機，使得自己的形象變成不管小球隊死活的冷血貴族。這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這次反叛的崩塌。

回到ISL，必須指出的是，在經歷了欣欣向榮的首賽季后，新冠大流行打亂了所有計劃。沒有觀眾、贊助商缺位，都使得ISL在即將開始第三個賽季之時，也出現了工資和供應商費用拖欠的問題。但正如國際游泳聯賽的美國轉播商CBS表態的那樣，這是一個正確且可行的模式，“最大的挑戰只是時間。”

如今已身為聯賽總裁的格里戈里辛也強調，ISL的商業開發進展喜人，最早在2022年即將實現收支平衡。事實上，格里戈里辛的兒子在讀大學后退出泳壇了，而這位在商場縱橫多年的寡頭巨富卻留在了職業游泳界，這當然說明，他已經看到了自己打造的這項賽事的光明“錢景”。

無論如何，相比于年收入將近6000萬美元、卻只愿意掏出400萬作為賽事獎金（還是在ISL造成威脅之后）的國際泳聯，ISL的努力不管最終成功與否，都是一次對職業體育固有體系的有力震懾和提醒。

換言之，與職業體育商業化、娛樂化進程所相伴共生的，必然是職業體育機制的重組。而在“精英封閉”體系在被從經濟層面證偽之前，像歐超、ISL這樣的“起義”，遠不會是最后一次。

不是最后一次

5月，就在足球歐超的風波還遠沒有散盡的時候，高爾夫界的消息接力般地吸引了人們的目光。一支有沙特阿拉伯背景的體育基金，正在尋求通過千萬級的報價甚至加上賽事股份的邀約挖角全球最頂級的高爾夫球手，打造一個完全獨立于現有體制的“高爾夫超級聯賽”（Premier Golf League）。

如果一切順利，這項賽事2022年9月就會正式啟動。經過賽事方精挑細選的全世界最好的48名高球選手，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18站賽事，包括個人賽和團隊賽，每站的獎金池不會少于1000萬美元。

而根據ESPN、《高爾夫大師》和《每日電訊報》等多家媒體曝光，已經有數位世界排名前幾的球手收到了該賽事的“創始成員”邀約，加盟費在2000-3000萬不等。

舊秩序的反擊之猛烈不難想象。美巡賽和歐巡賽迅速結成了攻守同盟，宣布所有執意參加“反叛聯賽”的球員都會被從美巡和歐巡以及兩者合作的萊德杯同時禁賽。PGA比國際泳聯強的地方是，他們學會了軟硬兼施，在威脅對球員進行制裁的同時向自己的賽事獎池特別增加了4000萬美元。

由于疫情的影響，“高爾夫超級聯賽”始終沒有大張旗鼓地推進，仿佛所有談判都是暗地里悄無聲息完成的。而這很可能會給PGA一種勝利的錯覺，《高爾夫大師》就在特寫報道中提醒，說客們在PGA的總部周圍如禿鷲般不肯散去，等待“反叛之火”死灰復燃的時刻，然后將PGA在高爾夫王座上的權力分而食之。

是的，無論是籃球歐冠、國際游泳聯盟、高爾夫超級聯賽還是足球歐超，如果我們進一步透視這些叛黨的邏輯本源，他們的行為、他們的爭奪，無不指向了這個項目的精英圈層的終極話語權。而話語權的直接展現，正是巨大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制度。某種意義上，起義的火種早已埋下，新冠疫情的暴發，只不過加速了權力更迭的進程。

權力和金錢，是人類社會引發不確定性的永恒變量。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新舊勢力的交鋒中，沒有哪一方會輕易認輸。曾經穩固的版圖一經撬動，必然會招致更多的蠢蠢欲動、虎視眈眈。

（話語權的歸屬決定錢該怎么分）

在《紐約時報》那篇廣為業界稱道的“歐超瓦解”的特稿中，有這樣極具情節感的描寫。在48小時極限操作、以恩威并施的手段粉碎“歐超陰謀”后，歐足聯主席切費林回到自己的家中，打開一瓶美酒，舒服地倒在沙發上，“享受屬于勝利者的片刻的滿足與寧靜”。

切費林、以及其它體育項目高級管理組織的大佬都明白，這樣的時刻不會太久，他們必須隨時為下一次斗爭，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