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本屆女足世界杯，很多人都說張琳艷長進很大，這得益于她在瑞士超級聯賽效力的經歷。

于是，國內的評論家們又熱衷于吹噓他們自己根本不了解的歐洲女足職業化，認為歐洲女足的進步要歸功于職業化。

這其實是在重復男足的老路。對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充滿幻想，最后嚴重偏題，不談建設足球發展的龐大根基，而是去談職業化，最后心思都花在如何去紙糊一個上層建筑。

瑞士在本屆世界杯以小組第一身份出線，表現出色。那么，到底張琳艷效力的瑞士女子超級聯賽是怎樣的“職業化”水平呢？或許說出來很多人會感到驚訝，但值得去思考的恰恰也在這里——為什么瑞士女超這樣嚴重欠發達的“職業聯賽”，也可以達到讓張琳艷迅速長球的高水平。

瑞士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但瑞士企業并不喜歡在足球方面燒錢，即使是瑞士男足聯賽，在歐洲也只是三流水平。好的球員都會去國外效力，一些普通俱樂部的球員，收入甚至低于當地的平均工資。 

比男足后發展起來的女足則更缺乏經濟資源，要說“職業化”，瑞士女孩出國才能真正實現它。根據《日內瓦時報》在2023女足世界杯開賽前的調查，瑞士國家隊成員的按照收入分為“三等人”。

第一類是球隊里的明星，屬于“特權階層”。她們在英格蘭踢球，或者在歐洲大陸少數幾個對女足投入較多的豪門俱樂部踢球。例如效力于阿森納的莉婭·瓦爾蒂曾說過：“我們當中有少數人能夠在覆蓋日常花銷的同時還省下一些錢，但這也就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效力于巴塞羅那的安娜-瑪利亞·茨爾諾戈切維奇則暗示，即使有點積蓄也數量微薄，“是這樣的，但我在運動生涯結束時肯定必須找到別的工作"。

第二類是“壓力巨大的勞動中產”，指的是在瑞士之外的歐洲聯賽踢球的球員，特別是德國。效力于勒沃庫森的阿米拉·阿法維和效力于法蘭克福的熱拉爾迪娜·羅伊特勒表示：“我們還算過得去，能靠足球謀生已經很了不起了。"效力于勒沃庫森的拉拉·馬蒂補充道：“我有時會想，鑒于我們的收入水平，俱樂部可以對我同時還要努力完成學業多一些理解。”

第三類就是效力于瑞士超級聯賽的球員。瑞士國家隊來自本國聯賽的選手，只有塞爾維特的孔巴·索烏一人能宣稱自己是百分百的職業球員。然而她表示說，因為塞爾維特提供的薪水相對于當地生活水平來說太低，她必須住在鄰國法國，就像瑞士的很多跨境勞動者一樣每天往返。同時孔巴·索烏也知道，在日內瓦、蘇黎世等俱樂部踢球的很多女孩收入“無法維持生活”。

支撐起瑞士女足球員的，首先仍然是對足球運動的熱愛。孔巴·索烏之外，在本國聯賽效力的國腳全都有一份別的工作，這是必須的，有人甚至同時在做三件事情：踢球，工作，學習。她們從事的工作多種多樣，有人是土木工程專業，有人是銷售員，有人在日托中心工作，還有人擔任青少年教練。

如果考慮到瑞士的海外球員很多都是從瑞士聯賽走出去的，其實幾乎所有人都要經歷本國聯賽這種“貧窮職業化”環境的考驗。又或者，要長期在本國踢球，就必須同時做別的工作。以27歲、48次為瑞士出場的法比耶納·胡姆為例，她在一個物流公司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份工作為她提供了生活保障，不是可以輕易放棄的。她參加世界杯，必須使用自己積攢的假期。

足球始終也永遠是一項社會事業，和各種社會議題密切相關，例如女性對體育的參與，社會對女性參與體育的看法轉變。女足在西歐發達國家的發展同樣伴隨著反對性別歧視的社會意識逐漸進步。僅以瑞士為例，在60年代，錫永俱樂部曾在對陣土耳其加拉塔薩雷的聯盟杯比賽少兒墊場賽里，讓12歲女孩馬德萊娜·博爾出場，她在比賽中大放異彩，幫助球隊大勝對手。然而，賽后的媒體爆炒卻導致瑞士足協收回了博爾的參賽證，并解釋說之前誤以為她是男孩。

真正值得去探討的，是瑞士這樣的國家到底是怎樣有了更多的女孩愿意從事足球運動。瑞士女子足球如何在沒有一個發達的職業聯賽、嚴重缺乏投入的情況下仍然達到了高水平，甚至可以讓張琳艷過去就長球了。